英國社會學家Paul Thompson曾說:「口述歷史給孩子或年輕人一個理解過去發生事情的機會。」於2008年成立的澳門口述歷史協會,亦秉承這個宗旨,多年來致力推進口述歷史資料的採集工作,先後完成34個口述歷史訪談,並出版《情繫新橋坊》、《澳門口述歷史叢書》等10餘本書籍;又以社區旅遊導賞員培訓計劃等促進澳門歷史知識的普及,而訪談中所記錄的音檔、影片,也成了澳門記憶的珍貴保存,見證著小城大事。
歷史洪流中的平民小故事
所謂口述歷史,是一種搜集歷史的途徑,透過文字、錄音、錄影記錄人的記憶。澳門口述歷史協會副會長甄桂芳表示,早在中國采風、荷馬史詩就有口述歷史的形式,及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,口述歷史屬於記者的工作之一,然而記者深度訪談與口述歷史訪談之間的區別,是前者著重記錄資料和報導,後者則是完成訪談後,會繼續跟進和研究。
口述歷史透過訪問歷史現場的見證人,記下生動的歷史片段,搜集出來的資料被稱為「原始文件」,繼而進行編輯、撰文,配合有關的史料文獻,作為學術分析和補充史實之用。「研究歷史的人會以口述歷史作工具,搜集相關資料作統計和研究,完整記錄一輩人的記憶供其他人參考。」她進一步解釋,口述歷史一般認為不屬於正統歷史,更是小歷史的一種,採訪的對象包括平民、街坊、社會弱勢社群、街坊會、社團等,以個人的敘事帶領研究者重返現場。「例如我們曾經訪問過一個約102歲的土生葡人和中國老婦人,藉他們的記憶作對比反映過去華人與土生葡人的生活,以補充不同階層人士的抗戰歷史面貌。」
記錄報檔的演變與式微
由於口述歷史的對象許多時不是大人物,難以有重大歷史事件的史料佐證,因此,採訪者必須在掌握時代背景的前提下,先做預訪,慢慢勾起受訪者的記憶,才能追溯往時的片段。甄桂芳以澳門報紙檔口述歷史計劃為例,報紙檔在澳門曾經隨處可見,在八九十年代,因大批移民自內地來澳,不少以當報販謀生,報檔數量一度多至300檔。但如今在互聯網的衝擊下,加上便利店的興起,澳門的報紙檔只剩60檔左右,逐漸式微。那在全盛時期的報販業是怎樣的光景?當中又反映了甚麼?協會便曾邀請不少報販憶述報紙銷售的情況。
「從多次訪談中我們得知,報販除了每天凌晨便要到《澳門日報》、《華僑報》去取澳門報紙,還要到港澳碼頭等船抵達後提取香港報紙,在等待期間他們會對著波光粼粼的海聊天;即使在刮風下雨的天氣,他們亦要風雨不改送報紙,情況十分狼狽。」曾有段時間,送報俗稱「咪報紙」,就是把報紙「咪」(即投擲)到訂戶的騎樓,有些位置較難「咪」中,住戶會用吊籃來收報。「但隨著資訊科技發達,許多人看網媒而不看實體報紙,報紙檔口就逐漸沒落,過去派送報紙的光景也成為歷史,但這些舊時代的點滴,都值得被記錄下來。」
記憶有真偽 須小心處理歷史傷口
口述歷史記錄的是人的記憶,但記憶未必百分百準確,那該如何分辨口述歷史的真僞呢?甄桂芳坦言:「人的記憶力確實未必可靠,而我們訪談的對象更多是上了年紀的,記憶容易出現混淆甚至忘記,因此在做口述歷史之前,我們一定要做大量的資料搜集作佐證,大至歷史文獻,小至他們的照片、文件等。」
除了需分辨記憶是否屬實,她有感在澳門作口述歷史的另一難處,是很難找到願意受訪的對象,尤其是老人家。「例如記錄華人及土生葡人的抗日戰爭記憶時,當他們談到抗戰時飢餓的情景,都難免觸及到傷痛的記憶,因此令尋找受訪者的難度倍增,這時我們必須要向他們耐心解釋訪談的重要性。過程中倘若他們情緒太激動,我們也會停止訪談讓對方冷靜下來,待調整思緒再繼續。」
甄桂芳坦言,口述歷史是需要一定經驗卻又頗為沉悶的工作。「剛剛畢業的學生和有足夠人生歷練的前輩擔任採訪人員,一定有差別;另外打逐字稿、整理文章是較為沉悶的工作。但我仍然期望未來會有更多年輕人加入,有新血才能讓歷史故事延綿流傳。」
